在法国，法律或条例规定必须制定行政立法时，政府部长须在适当时间内采取立法措施，否则即是失职行为。
……根据法律做某事，而不是根据个人好恶做某事。根据该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在通过监督检查或消费者举报或其他途径发现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有可能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行为时，即享有是否采取上述措施的裁量权。
（三）裁量滥用，指行政机关裁量时没有遵守裁量规范的目的（法定目的），或裁量时没有权衡有关要点。法定程序和正当程序，特别是公开、透明，对于保障执法者正确行使裁量权，防止其滥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进入 姜明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行政裁量权 滥用行政裁量权 行政裁量权的规制软法 。他认为，裁量瑕疵包括：（一）裁量逾越，指行政机关没有选择裁量规范规定的法律后果。裁量基准不是法律，在一般情况下，执法者必须遵循裁量基准，但出现特殊情形，执法者可不遵循，而应在法律赋予的裁量权大范围内作出行政行为。
因此，行政机关必须慎重裁量是否行为，如果其应该行为而不行为，可能导致严重的安全事故，同样，如果其不应该行为而行为，则可能造成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严重损害。行政机关处于这种情形之下：既要按照法定目的观考虑（法律目的、合理性），又要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从而找出适当的、合理的解决办法。他们慨叹宪法偏离‘古制，偏离‘共和国古老而坚定的习惯。
国家主义虽然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梁启超的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但国家主义并不是驱使梁启超转向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的唯一的思想渊源。放任论盛于十八世纪末与十九世纪初，干涉论则近数十年悖兴焉。中国当时的政治人才，顶多只能满足建构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需要。[18]以上分析表明，辛亥之前的梁启超主要从中央集权/地方自治二元划分的角度，侧重于论证地方自治的多重价值：首先，它是自由、民权的制度表达。
[12]梁启超：商会议，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277页。然而，学术界在处理辛亥革命与梁启超这两个相互交织的庞大主题时，针对君主制/共和制的问题，可谓泼墨如水，但针对单一制/联邦制的问题，却惜墨如金。
[30]这种只有一氏一姓之朝廷、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无国困境，可谓梁启超的一个隐忧。[3]在中国知网上搜索，相关的专题论文只有一篇，孙继才：论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国家结构观，《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在国家结构已经走向十字路口之际，梁启超通过单一制/联邦制的比较，从多个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新中国应当选择单一制国家结构的基本思想。
而自治制度驯致巩固，则共和可以行之数百年，而大纷扰不起焉。按照这样的两分法，梁启超既可以归属于马基雅维里开启的思想谱系，当然也可以归属于中国古代法家开启的思想谱系，因为这两种思想谱系都可以分享现实主义这个思想标签。一方面，虽然他们都是反联邦党人，都反对联邦制，但是，他们的方向却完全相反：梁启超反对联邦制，是希望走向单一制，希望凭借单一制国家结构，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实现最高权力对于全国的有效支配。这就是说，单一制代表了国家结构形式的演进方向，是完成时态的国家结构形式，而联邦国不过单一国之过渡，究极必求趋于单一，求之而未得，乃以联邦为一时权宜，故联邦云者，必前此仅有群小国，无一大国，乃联小以为大也。
夫国家如何而始为完全？其分子调和，其结构致密，能持久而不涣者，其可谓完全也已矣。[30]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143页。
因此，梁启超的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既是国家主义的产物，也是法家思想的产物。其研究学说也，实欲乞灵前哲，而求所以立国之道也。
共和政治也要以地方自治作为基础。以上几个方面，构成了本文的出发点和归宿。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梁启超堪称新法家的代表人物。西人亦目之为国中小国，集权与自治二者，相依相辅，相维相系，然后一国之体乃完。行放任论以致治者，英国与美国也。从这个角度上说，梁启超与美国的反联邦党人具有双重的相似性和可比性：他们都是政治上的失败者，都是反联邦党人。
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第一类建国文献与我们的生活世界联系更紧密，因而也更具现实意义。[32]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来自异域的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终于变成了梁启超笔下的单一制宪法条款
然以今后大势之所趋，则干涉论必占最后之全胜，盖无疑矣。质而言之，则联邦国与单一国，其组织之根柢，盖有万不能相师者。
1897年11月，梁启超来到长沙，出任湖南时务学堂的总教习。所以，在清帝退位后不久，梁启超就提出：我国虽曰五千年古国乎，然畴昔憔憔悴于专制政体之下，国家重要机关，一切未备，……以严格的国家学衡之，虽谓我国自始未成国可耳。
可见，一个国家的建国文献，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从思想上站立起来的依据。由于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在确立明治国家的体制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24]其富国强兵的实践功能已经在日本，以及在德国，都得到了极其有效的验证，因而受到了梁启超的全面服膺。……惟以此故，而知人人渴望完全国家之出现，渴望新国家之组织，若大旱之待云霓。如果说，美国的反联邦党人已经受到了思想史家的重视，[6]那么，梁启超作为民国初创时期的反联邦党人，其主张单一制国家结构的反联邦思想也应当受到当代学界的重视。
此间，在一封给湖南主政者陈宝箴的信中，梁启超提出了地方自立的观点，他说：故为今日计，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如果说，为了联邦制合众国的建构，独立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军事上的支持，1787年宪法的制定提供了政治与法律上的保障，那么，以《联邦党人文集》为核心的建国文献就提供了思想与理论上的依据。
共和政治也要以地方自治作为基础。[10]这句话表明，梁启超尊重当时的政治现实，愿意在既有的政治格局下思考问题，显示了他后来成为改良派代表人物的思想基因。
梁启超希望借助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列国激烈竞争的环境下实现富国强兵、救亡图存，体现了一个中国式反联邦党人对于国家结构以及国家建构的想象与期待。从消极的教训方面看，则是鉴于中国无国的政治困境，这是清末思想界的一个普遍的焦虑。
的确，美国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联邦制国家，为联邦共和国奠定了思想基础的《联邦党人文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美国的反联邦党人反对联邦制，其目标是维持比联邦制更松散的邦联制。今夫以今之天下，天子在上，海内为一，而贸然说疆吏以自立，岂非大逆不道，狂悖之言哉。美国的反联邦党人留下的建国文献，则可见于1981年出版的七卷本《反联邦党人文集》。
自一月来，各省相继宣告独立，识微之士，始思标此义以谋结合，这就是说，单一制/联邦制的问题是辛亥革命进程中的政治现实催生出来的。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在国家结构层面上，则只能借助于单一制。
然而，即使承认既有的政治框架，梁启超还是愿意冒着大逆不道的心理压力，提出地方自立的政治方案，主要的动因就在于：甲午之后，西方列强对中国形成的瓜分之势越来越急迫。美国的反联邦党人也反对汉密尔顿等人所主张的联邦制。
而且，无独有偶，梁启超既是政治上的失败者，同时还是一个联邦制国家结构的反对者，因而也是一个反联邦党人。中美两国在建立现代国家的节骨眼上，都涌现出了自己的反联邦党人，这种历史的巧合，也许蕴藏着某些值得解读的思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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